杭州有个地方太聪明，阿里九次搬迁都没离开过它！
▲文三路教工路口航拍 ©城市秘密
1978年，因为在国内率先研发出9吋黑白电视机的杭州电视机厂，手捧最新产品：12吋黑白电视机，在西湖饭店顺利通过了四机部组织召开的产品鉴定会，并顺利拿到了正式投产的批文和国家的300万元投资。
在此之前，杭州电视机厂位于灵隐山脚，经过一条茅草丛生的小路，过回龙桥后，才能看见破败的厂房。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用简陋的万用表、电烙铁、刨子、锯子等土设备，靠手工做出了第一台9吋黑白电视机，现在看起来，这台简陋的电视机，都不太能称得上是一件成熟的产品。但这是一粒种子，其中蕴含着破土而出的力量，只不过需要更加肥沃的土壤才能继续发展，开枝散叶。
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中国大地正要播撒下千千万万粒种子，其中有许多，日后成长为参天大树，这台小小的电视机，适逢其会，开始寻找它的土壤，努力生长。
在40年之前，电视机是标标准准的高新产品。1970年进厂的吕新期记得，即使用零件装配出一台能收电视伴音的装置，都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情，当大家还只能听听广播的时候，你家传出不同的声音——那是电视的声音，隔壁邻居无不流露出羡慕的神色。更别说拥有一台可以收到图像的电视机了，即便是扭曲的图像、伴着噪音的雪花点，以及只有两个电视台——中央台和浙江台的收讯，依然能够成为墙门里最闪耀的家庭。
手握批文和资金，曾经不起眼的杭州电视机厂在天目山路和教工路口圈出80亩地，打下了新厂房的第一根桩，次年，一个全新的杭州电视机厂在教工路一号落成，工厂从灵隐山搬迁到此。
▲1980年的“西湖牌”电视机正在插播2020年万塘路“黄龙云起”的广告 ©城秘插画作品
庆丰村和花园村紧挨着电视机厂，当时这两个村庄主要的收入来源有两项，都明明白白地摊开在大地之上，连绵的桑树用来养蚕结丝；大片盛开的玫瑰花是供应给杭州香料厂的原材料。
崭新的厂房顿时成为了这片土地上最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标志物，杭州电视机厂即将迎来最为辉煌灿烂的时刻，而这片土地也以同样的速度向未来进发。只不过在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投子于此的电视机厂会为这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每到傍晚，四周依然安详静谧，在一片浓郁的玫瑰花香之中，甚至可以听到蚕噬桑叶的“沙沙”声响。
来到新厂房后，“西湖牌”电视机开始进入到批量的阶段，开始和天津的“北京牌”、北京的“长城牌”一起竞争全国市场。因为国产电视机都是刚刚起步，对于早期国产电视机的质量，有人用当时三部热门故事片片名来调侃：“看不见的战线”、“多瑙河之波”、“今天我休息”。
然而，就在1979年，年轻的杭州电视机厂研制生产的12英吋黑白电视机，在全国的电视机质量评比中荣获了二等奖，在南京举行的颁奖大会上，四机部负责质量评比的工程师感慨，“杭州爆了个大冷门！”
之后，西湖牌电视机在全国的历届质量评比中，一次次获得荣誉，1984年，两个型号的西湖牌14英吋黑白电视机又双双荣获一等奖。后来，西湖牌18吋立式和卧式彩电又分别获得国家质量银质奖（当时彩电行业的最高奖项）。
到1997年，杭州电视机厂研发成功国内第一台数字彩色电视机，这台彩电三进中南海，得到了吴邦国、李岚清、邹家华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在1998年荣获中国彩电业最高荣誉也是惟一的中国电子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那个时候的杭州电视机厂风光无限，教工路的厂房里引进了日本东芝全套的生产线，最高峰时有将近8000人在此参与生产，附近的宾馆旅店挤满了供应商和经销单位。到了1982年，产值已经占到了全省电子工业总产值的30%。
鲜花和桑树已经不复存在，夹着皮包来谈业务的供销员和来往运输的重型卡车，用另一种姿态和声音来定义这里的活力。
最自豪的应该是电视机厂的职工，一方面“西湖牌”质量过硬，说出去腰杆笔挺，“那时候杭州人买的电视机，肯定都是‘西湖牌’的。”70年代的杭州电视机厂老厂长温湖说，“西湖电视机在杭州老百姓中是有口碑的，当年有个故事，有一户萧山的农民，房子是茅草屋，有一次来了龙卷风，把整个房子都给掀翻了，把一台电视机也给吹跑了，掉落在200多公尺以外的水稻田里，这人舍不得啊，就把电视机抱回家里，晾干后插上电试了一下，发现竟然还可以照常收看！”这段故事不仅上了当年杭报的新闻，“当事”的这台电视机还被杭州电视机厂收了回来留做纪念。
另一方面，在那个年代，电视机厂真的很火。苏联曾经赠送给毛泽东一台吉斯110轿车，一直放在西湖国宾馆专用，主席去世后，西湖国宾馆把这台车赠送给了为杭州增光的电视机厂，电视机厂也感恩图报，立马回赠了一台电视机。这是电视机厂第一台汽车，职工们可以去和它合个影——这可是毛主席的专车，哪个单位能有那么大的面子？
▲当年电视机厂的工人们能和毛主席专车合个影，别提多自豪了。
当时的电视机厂还有一道风景，每天下班的时候，蹲在厂门口看女工的人很多。和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电子行业生产环境干净清洁，制服也像医生，都是清一色白大褂，干干净净，有点门路和背景的人，都愿意把家属和子女安排进来。这样，年轻姑娘就比较多，大多还是干部子弟，衣着时髦，发型洋气。那些来看姑娘的，不光看看人，也来看看新潮的衣服，从中了解服装的流行款式和花样，好比现在国大门口街拍的潮人，引领着时尚的风潮。
东方通信科技大厦位于文三路398号，这块土地和杭州电视机厂很有渊源。最开始，东方通信以140万元兼并了杭州第二光学仪器厂，刚办完交接手续正要安排基建设计，这块土地被东芝公司看中，与相邻的杭州温度表厂合资，非要占用这块用地。时任东方通信董事长的施继兴得知之后，气得脸色发青，马上向杭州市长卢文舸和省长沈祖伦告状：“日本人太不像话，他们做一些初级的连接件产品居然要抢占我们未来的移动通信高新技术产业用地，我们中国人应该有骨气、有志气，自主决策。”
▲文三路上的东方通信大厦 ©城市秘密
卢文舸为此亲自为企业斡旋，虽然他对施继兴的话感同身受，只是青岛、宁波和萧山都在争抢东芝项目，省里的压力很大。卢文舸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从西湖电子集团，也就是曾经的杭州电视机厂的预留地划出一大块，实际用地25亩，相当原来的两倍半，位于文三路398号的东方通信大厦就建设在这块土地上。
无意之间，仿佛是历史安排的接力，曾经辉煌的杭州电视机厂，将位于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心的黄金地块让给了正在蓬勃兴起的东方通信，就好像移动电话大哥大，慢慢开始取代彩色电视机，成为了一下个现象级的民用消费品。
1973年，美国公司摩托罗拉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手机，整个世界开始走向移动通信的时代。1987年，摩托罗拉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移动电话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并且有了一个极具时代特色昵称：“大哥大”。同年，中国大陆诞生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花了两万元购买手机后，还需缴纳6000元入网费。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大哥大，作为信息沟通、社会交往的工具属性并不是那么强烈，在大众眼里，这个黑色砖头一样的东西，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和实力的彰显。几年之后，在深圳首次移动电话号码的拍卖会上，一位竞拍者以65.5万元高价，买走大哥大电话吉祥号码——9088888。当天，深圳电信发展总公司推出了30个吉祥号码，共拍得人民币196.6万元。
他的观点并不被主管部门认可，并且斥之为“天方夜谭”，根据计划经济那一套模型推演，即使到2000年，我国移动电话的用户大概只有20万。甚至有专家公开表示，移动电话没有什么市场需求，其用户可能只存在两个“一小撮”：要么是警察在用，要么是逃犯在用。温和一些的声音也在提醒施继兴，即便在美国，移动电话也仅仅搭载在汽车内使用，我国汽车普及率极低，平民百姓肯定用不起，“大款”能否用得起也很难说。
而实际上，仅在1997年，我国月均新增手机用户就达到了50万，这个数字和施继兴的预测高度吻合。国际上普遍预测，到2000年，移动电话将占普通电话用户的10%以上，施继兴将这个数字打了个巨大的折扣，就算百分之一、二吧，那么到2000年，国内也将形成100亿到200亿的市场规模，这对当时产值只有3000万的东方通信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施继兴一向以作风泼辣，敢想敢干而闻名，他在内部会议上动员大家：“我们要敢于冒这个风险，捷足先登手机市场。”
当他得知，国家计委和邮电部开始部署国家公用移动通信产业定点之后，几上北京，为东方通信争取到了生产牌照。1990年，东方通信与摩托罗拉签订第一单蜂窝移动电话技术引进合同，在杭州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手机生产线。1991年初夏，东方通信的生产线上诞生了中外合作的第一代“大哥大”，这一批被大家戏称为“砖头机”的手机，成为了东方通信进军移动通信产业的“敲门砖”。
随着国内移动通信市场井喷式的发展，东方通信也开始了跨越式的前进，移动电话和基站系统生产线在1991年全面启动，次年就突破了4亿元的经营规模，到了1993年，营收突破15亿元，一举突破原来十年规划的10亿元跨世纪目标，等于提前7年进入新世纪。
由于贸易量大，东方通信在上海机场的货运额位于前列，仅次于桑塔纳轿车的进货量，曾经一度把芝加哥到上海每周一次的货运量全部包揽，全国移动电话用户中平均每六台，就有一台是东方通信的产品。
▲文三路上的东方通信大厦 ©城市秘密
2000年前后，曾经文三路上的地标——东方通信大厦，已经被更多的高楼所淹没，我们把目光再向左右眺望，颐高数码城和华星科技大厦，东西相距几百米，仿若两个锚点，拱卫着文三路电子数码一条街。
1998年，以北京中关村为首，全国纷纷出现了以IT核心街区为依托的大型电脑专业市场。为了能够拼装出一台兼容机，电脑爱好者可以从街头跑到街尾。
刘强东每天骑着28寸自行车，在中关村海开市场里一个3.2平米的档口，忙着代销光盘；马化腾在深圳华强北的一栋小楼里，挂着QQ，日以继夜地陪人聊天。
余姚人翁南道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看准机会，果断的在文三路和黄姑山路口开设了杭州高新电脑城。
在此之前，翁南道已经在文三路创立了浙江大学灵峰科技开发公司，说是科技公司，其实就是攒了几年的电脑。当时其他商户经常看到翁南道就像所有勤勤恳恳的小老板一样，亲力亲为，推着小车进货出货。但是他们不知道，翁南道已经通过兼容机成为了文三路上第一位千万富翁，并且不甘心在渠道中做一个小小分销商，他把目光投向了市场运营的蛋糕，打起了做“房东”的主意。
杭州高新电脑城是浙江省第一家电脑专业市场，当时共计155个摊位，尽管之前经过多次市场摸底，但是意向总归是意向，有没有人愿意真金白银花钱当商户，翁南道心里还是没底。本质上，他是个相对保守的商人，成功之后的他打趣说，宁波人什么都好就是精明中带着保守，不太敢冒险，“如果说我今天有十块钱，要跟人赌的话，怎么也要留个五块钱，做企业也大抵如此。”
没想到招租信息发布之后，竟然前簇后拥吸引力500多家商户报名，人多摊位少，最后只好抽签入场。杭州第一批电脑用户可能还有印象，在此之前，电脑配件的分销体系相对散乱，自从高新电脑城开张之后，以丰富齐全的电脑及配备件产品和硬件环境成为了杭州人气最旺的电脑市场。
加上毗邻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文三路逐渐聚集了一大批高等人才和科技型公司，也成为了浙江的商业特色街区和创业基地，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新华三等公司开始从这里冒出头来。
之后，翁南道在一公里之内又开了颐高数码广场、高新数码城、颐高旗舰广场、西溪数码港等4个IT大型卖场，文三路成了杭州乃至华东买电脑和数码产品的首选之地。
▲文三路上的颐高数码城 ©城市秘密
2003年10月23日，由翁南道倡议的文三路电子信息街正式开街，时任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临祝贺。至此，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中间一条文三路——全国信息技术版图“三足鼎立”的格局成型。
▲最近文三路上的数码城周围依然忙忙碌碌 ©城市秘密
差不多是这个时候，马云成功拿到高盛等500万美元的风投后，带领阿里巴巴团队，离开湖畔花园的发家之地，将公司迁到了华星科技大厦。在搬家前夜，马云有些感慨地对妻子说：全部人马明天搬进华星大厦，儿子总算可以有自己的空间了，再也不用为满屋子烟雾缭绕的“毒气”而恐惧。
后来有人评论，这意味着华星时代的开始。据说当初为了寻找新的办公地点也费了一番周折，新建的华星科技大厦尽管还冷冷清清，谢世煌等人看房时还遭到恶狗追赶，但是人家还不肯租给阿里巴巴，原因是这个公司没有名气。
▲文三路上的华星时代广场，它的后面就藏着闹中取静的楼盘“中海·黄龙云起” ©城市秘密
也许是受到了此事的刺激，搬入华星大厦后，马云就着手筹备名为“西湖论剑”的互联网大会。2000年第一届“西湖论剑”，马云最先搞定了金庸老先生，借着金庸的光环号令群雄。当时互联网的几个大佬，8848的老榕、网易的丁磊、搜狐的张朝阳都是武侠迷，听说金庸出席，纷纷赶到杭州。
2000年9月10日，74岁的金庸来到西子湖畔，前来赴会的有新浪的王志东、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8848的王峻涛、加拿大驻华大使、英国驻沪总领事及50多家国际跨国公司在华代表。第一次“西湖论剑”，不仅奠定了马云在中国IT行业的影响力，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阿里巴巴的品牌效应。从2000年第一届“西湖论剑”开始，此会议便慢慢成为一个在行业内有影响力的公共事件。
▲金庸2000年给马云题的字
当时我所在的媒体是“西湖论剑”合作单位，和马云有过几面之缘，当时马云十分低调谦和，逢人就派发名片，只要一有时间，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宣传阿里巴巴如何“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之后，阿里的羽翼渐丰，需要同行借光的动力也逐渐小了下去，前后断续办了六届之后，“西湖论剑”彻底偃旗息鼓，因为就阿里的体量而言，诺大的中国，已经请不到几家能够和它相衬的对象了。
2000年3月，阿里巴巴搬进华星大厦，从外观上讲，有点企业的样子了。从拥挤的居民楼搬到宽敞的办公楼，大家都有鸟枪换炮的感觉。连伙食都变好了，原先在湖畔花园吃得最多的就是外卖，来了华星后变成了红草莓——盒饭，东方威尼斯——蛋饼。
“苗人凤”多年后回忆，他最想念红草莓，还有华星路和万塘路交叉口一排排的夜宵店。
“阿里巴巴最令人骄傲的是涌现了华星文化。”《阿里巴巴与四十大道》记录了马云对那段创业的总结。跑过了濒临倒闭的危机，跑过了互联网泡沫后的凛冬，终于跑到了电商爆发的快车道上。2003年，阿里巴巴每天收入100万，2004年每天利润100万。电商交易逐步形成了信息流、资金流服务。人们在这里相遇，产生交易。
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去华星大厦参观学习，马云如果不在，他的办公室还可供参观者拍照留念。参观者津津乐道的是阿里巴巴，衍生出的“武侠、倒立、店小二”的文化，办公室开辟一个倒立角，供用脑过度、思路不开的员工们拿大顶，颠倒一下思路。
▲电子数码街区航拍 ©城市秘密
与淘宝网一同成长起来的“支付宝”也独立出来，苗人凤带着团队搬进了800米外的“创业大厦”。之后，随着人员规模扩大，业务部门分拆，西湖国际科技大厦、华星世纪大厦、华星时代广场、中小企业大厦、瑞利大厦、黄龙时代广场、华星现代产业园，都留下了阿里巴巴人奋斗的足迹。这一个个地名，都围绕在华星路和万塘路沿线，阿里租赁的办公点，构成了半径一公里范围内的商业森林。这对当时还没有属于自己总部的马云来说，即为了集中管理，也方便了公司各部门之间开展业务交流合作。
2009年8月份，已经上市的阿里巴巴B2B公司6000人搬迁到滨江园区，而当时业务蒸蒸日上的淘宝、支付宝等子公司依然留在了华星路。一直到四年后淘宝城竣工，一万多人才离开华星路一带集体搬去淘宝城。
因为阿里在过去20年取得的非凡成就，有风水爱好者就对其在不同时期的创业地标进行分析。位于文三路的华星科技大厦周边，被冠以“龙窝”的名号。有意思的是，自从阿里B2B公司乔迁新址后，业务增长势头大不如前，2010年甚至发生了著名的“欺诈门”事件，CEO卫哲为此引咎辞职。坊间传言，自从当了过江龙，在风水上差了一截，自那以后，马云就坚定地把阿里总部放在了城西。
杭州益乐路和华星路交汇处，米兰洲际酒店对面，有一个卖炒粉干的小摊。他晚上8点出摊，凌晨3点打烊，也经常开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给包括创业大厦、华星科技、西湖国际在内的阿里办公地送外卖，就像是一个阿里版的《深夜食堂》，见证了阿里巴巴这些年的变迁和发展。
时光到了今天，阿里大部分的体系都搬迁到了文一西路的未来科技城，上文所提到的杭州电视机厂早已更名为数源科技，产业基地也移至下沙；东方通信早就在滨江建设东方通信产业园，曾经烈火烹油、风尖浪口的文三路似乎变得平静了许多，但是就像历史的周期那样，这块天生孕育着智慧的土地，是否在安静地等待下一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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